·楼仲平在双童公司的博物馆内介绍吸管产品。

“很多人一辈子在会议室谈商业，

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从来都长在泥土里。”

10月21日，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人头攒动，第三十一届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在这里开幕。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展台旁，围了一圈人。不过，大多数人不是来谈订单的，而是举着手机拍一个挑扁担的人。

 

60岁的楼仲平站在展台中央，肩上挑着根老松木扁担，手里摇着拨浪鼓，重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义乌小商贩“鸡毛换糖”的经典场景。

 

作为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主角原型，楼仲平靠着主营产品吸管，让双童在30多年里闯出了名堂。2024年，公司销售额达2.4亿元，占全球吸管市场份额的30%，他也被称为“吸管大王”。

 

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楼仲平时，他穿着深灰色西装，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聊起企业管理时，随口说出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模样，和当初那个没读过几年书的挑货郎判若两人。一根利润不到一分钱的小小吸管，怎么改写了楼仲平的人生？

 

比电视剧里惨得多

 

“电视剧已经是美化过的，我的实际经历比剧情‘惨得多’。”楼仲平是土生土长的义乌人，这里自古地少粮缺。为了吃上白米饭，他14岁就跟着父亲挑货郎担。“我当时不足100斤的体重，要挑起150斤的担子，经常还要翻山越岭，可想而知有多苦。”

 

更让他难受的是，这份工作毫无体面可言。楼仲平说，当时挑货郎身上有“三面镜子”——两个袖口被当作毛巾反复擦拭，黑得发亮；脸上沾着污渍，油亮刺眼，“小孩子都追着我们取笑”。

 

做了两年挑货郎，楼仲平在菜市场见有人用塑料布摆地摊卖小百货，比挑担用鸡毛换糖赚得多。他立刻拉上父亲和两个兄弟改了营生。后来，他还收过废品、卖过牙刷，“什么火做什么”。

 

倒卖电子表的经历，让楼仲平第一次尝到了“机遇裹着风险”的滋味。1983年，18岁的他揣着70多元钱，倒了三趟车来到福建省石狮市。“满大街的电子产品，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认知天花板。”第一次进货后，他偷偷带上30 块电子表，蹲在集市的人堆里叫卖，两天就卖光了，净赚90元。这辈子第一次赚这么多钱，他乐得好几天没睡好。

 

第四次进货时，他们兄弟三人和父亲掏空家里所有积蓄凑了1000 元钱，把换来的几百块电子表密密麻麻缝在贴身衣物里，想趁着夜色蒙混过关。然而，父亲穿的军大衣太惹眼，在漳州火车站被工作人员盯上了。“手表全被没收，一夜间倾家荡产，我发誓这辈子都不再做生意了！”

 

可两三个月后，楼仲平又动了心思：想把家里的4亩地挖成鱼塘搞养殖。为此，他和坚持种地的父亲吵了无数次，好不容易挖好池塘、放入鱼苗，可没等看到收成，意外发生了。

 

一天夜里，他摸黑给池塘抽完水，急着收拾工具，忘了拉电闸就伸手去拆电缆。“电流‘嗡’地一下顺着胳膊跑遍全身，我当场就晕了过去。”等他从医院醒过来，才知道三根手指的神经被烧坏了，鱼塘的事也彻底黄了。那三根手指到现在都难以伸直。

 

后来，他又跟着同乡把义乌小商品运到乌鲁木齐卖。他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场景：在义乌火车站，火车还没停稳，大家就急急忙忙把大包裹往车窗里扔，扒着车门往车上挤，好不容易上去了，过道被包裹塞得满满当当，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比《鸡毛飞上天》里的样子还狼狈”。

 

“十几年的创业经历其实很失败。”楼仲平向记者坦言，“换了20多个行当，也没让家人吃饱饭，归根结底就是不够专注。”

 

民房走出的全球标准制定者

 

谁也没料到，一台二手机器，让楼仲平误打误撞进了吸管行当。

 

1994年，一家吸管厂要上新设备，老板问楼仲平要不要旧机器。他咬咬牙，掏钱买了下来。多年后那位老板还打趣：“我这是‘引狼入室’，设备卖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卖给楼仲平！”

 

楼仲平带着全家人，租下一栋民房的二楼，围着这台旧机器，开始生产吸管。可谁能想到，短期内，义乌的吸管厂从四五家猛增到近50家，门槛低、拼价格，行业乱成一锅粥。

 

“别人都在抢着压价，我得找个站稳脚跟的法子。”1995年，楼仲平瞅准时机，花2000元申请了商标，“双童”就此诞生。作为全国第一个吸管注册商标，双童也打破了“边缘产品不能做品牌”的魔咒。

 

有了商标，双童慢慢接到了一些海外商超的订单。可楼仲平知道，如果一直停留在产业链低端，靠低价生存，双童在国际上只能被视作“低档货”。

 

在跟一些大客户合作时，楼仲平发现了中国吸管市场上的一个短板——缺乏标准。

 

“吸管要进大商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条形码和标准号。”在楼仲平的推动下，1998年，双童的《聚丙烯饮用吸管》企业标准诞生，结束了中国吸管行业没有生产标准的历史。随后，双童的条形码也申请下来，有了这个“身份证”，双童吸管开始大规模进军商超。

·1999年，楼仲平在广州参加广交会。

那几年，双童的外贸订单一路飙升，有时美国一家大客户就能包下双童半年的产量。可此时，楼仲平又做了一个“反常”决定：放弃大客户。

 

“如果失去这个订单会怎样？意味着设备空着，人闲着。在这种被大客户牵着鼻子走的恐惧感下，我们敢报高价吗？不敢，结果就是没钱挣。”楼仲平琢磨起“做大”还是“做强”的选择题，最终选了后者。他给双童立下硬规矩：每家客户的订货量，不得超过总产量的3%。随后他带领双童转向国内市场，主攻咖啡馆、连锁餐饮店等小客户。这一“小客户原则”后来被写入多所高MBA（工商管理硕士）教学案例。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让双童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主动权，短时间内积累起2万余家客户。正是靠着庞大的国内外小客户群体，双童不仅躲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还一路做成了全球吸管行业的龙头。

 

如今，在双童的中国吸管博物馆里，1000多种吸管藏着楼仲平这些年来的“小心思”：可两人共吸的爱心吸管、能当眼镜框的艺术吸管、可降解的生物质吸管、能直接吃的淀粉吸管……“别人嫌吸管小，不屑花心思，我偏要做不一样的。”楼仲平说。

 

把企业建成“家”

 

虽然被吸管改变了人生，但在与记者对谈中，楼仲平提起吸管的次数寥寥，反倒把“不务正业”挂在嘴边。

·双童公司楼顶的生态园。

 

去过双童工厂的人，很容易发现这里的另类一面。厂房屋顶是5000平方米的生态园，这里有篮球场、学习吧、池塘，种着上百种花草瓜果，四季能采摘。别的企业不让员工谈恋爱，楼仲平却提倡员工在厂里组建家庭。包装车间里，不少员工的年龄比楼仲平还大，“很多是员工家属”。每个季度，楼仲平还会亲自带人挑选花草，“花1万块钱就能让厂区满是绿植，更像家”。

 

楼仲平嘴里的“不务正业”，源自2002年的一场家庭变故。在此之前，楼仲平是典型的“拼命老板”：“哪怕离开企业一小时，都坐立难安。”父亲楼永良当时管着双童的财务和出纳工作，突然被诊断出肺癌，而且是晚期，楼仲平一下子傻了眼——找不到顶替的人，“父亲在医院还惦记着要把账交代清楚”。

 

父亲从确诊到去世的60多天里，楼仲平在医院和工厂两头跑，急得“摔了4部手机”。父亲走后不久，楼仲平突发急性心肌炎，住院9个月。其间赶上非典疫情，他好几个月见不到家人。病房里的日子孤独又绝望，他总担心“车间乱了、员工散了、企业倒了”，抑郁症也找上了门。“后来我才明白，我不仅是执念于‘企业离了我不行’，更因为父亲是我的支柱，他没了，我像断了根。”

 

出院当晚，车子正往家开，楼仲平突然提出要去工厂看一看，因为这么久没去了，放心不下。可他进厂后发现：机器摆得整整齐齐，产品堆得有条不紊，“仓库、食堂、寝室，每个地方都比我住院前还好”。那晚他一夜没睡，翻来覆去地想：“我为什么不信任员工？我真的不可或缺吗？”

 

想通之后，楼仲平彻底变了。“我不再只盯着吸管的生产细节，而是将企业交给管理层，把更多精力投入管理知识的学习，靠更有效的知识去影响团队，影响企业决策，这才有了现在‘家’一样的企业文化。”

 

楼仲平如今每年都去美国、日本考察学习，但从没想过照搬国外的模式，而是“把这些视角糅进中国的人文环境，形成自己的理论”。他常跟管理层说：员工不是工具，他们有家庭、有老人、有小孩，也想住好房子、开好车。你们关注到这些，管理才不会冷冰冰。

 

“有些人觉得企业不可能像家，而我说的家，不是没有底线、没有规则的家。就像双童生态园里的瓜果，挂着‘观赏水果请勿采摘’的牌子，就没人去摘。企业文化这东西，潜移默化地就扎根了。”楼仲平说，逢年过节，厂里会摘下几百斤水果，让员工“能装多少装多少”，“东西不值钱，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里也是他们的家”。

 

不久前，楼仲平带着几名管理人员在外考察，遇上暴雨，车子陷在泥里，大家齐心协力推着车走了8个小时。“很多人一辈子在会议室谈商业，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从来都长在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