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

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

这是人民日报于2015年1月23日发布的原文，当年看这段文字只觉振聋发聩。十年后，当我再次将这句话拿出来说时，心中未免一阵悲凉。

三湘都市报刊登了一起案件的判决，湖南某中学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和平板等电子设备，如果发现就没收。

为了让这个措施得到彻底落实，学校想了个招数，鼓励学生间相互举报，举报者的举报内容一旦得到查实，可以获得老师的表扬和奖励。

学生宋可发现同学周劲玩手机，于是趁其不注意进行举报，并从周劲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老师奖励了宋可一瓶牛奶。

周劲得知自己被宋可举报了，于是和对方扭打在一起，将宋可得头给打破了，手也打伤了，宋可被鉴定为轻伤二级。

虽然未成年可以免于刑事责任，但民事责任逃不了，于是宋可家人将周劲及其监护人以及学校告上法庭。

没多久案子判下来了，周劲承担50%民事赔偿责任，学校承担30%，宋可自行承担20%。

在媒体的报道中，有一句法官的原话：

缺乏边界，鼓励检举对青少年人格发展不利。

藏在包里的电子产品不可怕，藏在心里的魔障，那才真的没救了。

关于这件事，网上大部分言论都是支持判决的，认为法官说得对。但也有极少数人觉得举报人做得对，法官判决有问题，并给出了有理有据的分析。

老实说，那些看似很理性的讨论，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荒诞讽刺，就是不知道有一天，他们自己的孩子不仅在学校里举报同学，最后还站出来举报他们时，他们是否还会站在那里冷静和理性地去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鼓励检举对青少年人格发展不利，在报道中法官已经进行了详细解释，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更想说说为什么不能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今天你在这里鼓励学生间相互举报，那么明天，那些和他有交集的亲友、朋友、同学，一旦说出或者做出不符合他标准的言行，很大可能就会成为他潜在的举报对象。

这就好比一个未引爆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让身边人陷入麻烦的深渊。

遗憾的是，这种事情却不是个例，反而一次次真实地发生着。

2024年10月，云南玉溪一孙子把爷爷给举报了，说爷爷的床头柜里藏着罂粟果子。事实上那是爷爷朋友十多年前给的，一直丢在床头柜里都忘了。

可孙子不管这些，硬生生把爷爷给举报了。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个孙子还获得了一张奖状。

2025年1月，宁夏银川一名10岁男孩因没完成作业，被父亲批评后，反手跑去举报父亲藏毒。

谁知后来真的在其家里找到了8个罂粟壳，而那几个罂粟壳，是父亲治病用的。

魔幻的是，在当时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支持这种做法，甚至美其名曰“大义灭亲”。

但仔细想想，不觉得恐怖吗，不觉得脊背发凉吗？

古时候，为了维护宗法伦理和家族制度，刑律中有项原则叫“亲亲相隐”。意思是出于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对自己的亲人有所袒护、隐瞒，不检举亲人的罪行。

后来被延伸为亲属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德国和日本刑法典也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享有拒绝作不利于亲人的陈述，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

之所以这样规定道理其实很简单，设想一下，某个人如果连最亲的亲情都可有可无，都可以随时抛弃，那你还能指望这个人有什么其他原则吗？

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舍弃，那还有什么是他们不可以舍弃的？

有些人站在制高点上，在那侃侃而谈，将互相举报当成多么正义和值得吹嘘的行为，想想都觉得荒唐。

可怕的是，当互相举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甚至会演变成诬陷。

2023年5月的兰州大学举报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为了举报老师，学生曲解老师在课堂授课时的原话，断章取义，给老师扣上一顶大帽子。

好在，当时现场有监控，再加上有学生愿意作证，这才让老师免受无妄之灾。

为什么有人热衷于举报？对于鼓励者来说，举报让他们感到安全或者有利可图；对于举报者来说，他们可以通过举报来获得暴利，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名利上或者心理上的。

所以，遇到爱告密爱举报的，爱打小报告的货色，离它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