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河南乡村教师孙存良的人生，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着大转变，这一年的他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学校以口头形式停职处理，并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通知与手续。从此之后他走上了长达二十二年的维权之路。

 

孙存良是一名小学教师，教了整整15年的语文、数学和劳动课，在那个时代，老师一个月也就四五十块的工资收入，但是放在农村就是个很不错的“铁饭碗”。这份工作可以养家糊口，也代表了一种地位。那时候计划生育很严格，他家里生了四个孩子，超了。孙存良虽然对于被停止工作的缘由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学校采取的方式感到很难接受。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停职决定，让其失去了申诉的机会。

事情最开始的时候，孙存良选择了接受命运给他的安排。孙存良辞去教职回到老家种田，家里的生活是贫苦的但是也能养活一家人。停职这个决定，给他的爸爸带来很大打击，家里渐渐笼罩上一层沉重的气氛。

 

过了一两个月之后，由于学校缺少老师就通过村支书找到了孙存良希望他回来代课，这一次虽然答应了下来但是和之前正式教师的身份不同工作的性质也由原先的全职变成了短期代课，并且到了两个月之后还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校长对薪资的解释很模糊，不能消除他的怀疑，孙存良感觉事情没有表面那么简单，于是就南下广东打工去了，开始了一段漂泊的生活，他就在外面当工人，一去就是八年。

2000年的时候，事情又出现了一些转机，当时孙存良的女儿在学校贴的公告板上意外地看到一份工资表，在这份工资表中清楚地显示了她父亲的名字，但是与工资相对应的却不是她自己的爸爸。此发现使本来就已经心怀疑虑的孙存良感到震惊。农村民办教师身份正在逐步被改变，当乡里通知老师们填写表格、集中交给县里发放工资时，孙存良决定去找人咨询，却被学校的会计孙卫星拦住。孙卫星还当场承认冒名顶替的人是自己的小舅子南纪成，并提出私了，给5000元，威胁孙存良不要声张。

 

对于赤裸裸的欺骗和威胁，孙存良选择举报，从2001年开始，他不断给县纪委写信反映情况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复。更可气的是举报的他给家人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南纪成家人为孙家进行恐吓、砸门，甚至威胁孙存良的女儿，这样的普通家庭承受着无尽的压力。

举报过程冗长又艰难，在2010年前后情况才出现些好转。县纪委决定对南纪成停止工作并接受调查，但是这样一来也使得此事更上一层楼。南纪成一家用各种办法给孙存良施加压力，两人之间一度剑拔弩张。没办法，2010年11月，孙存良签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南纪成每月支付350元，作为对自己冒充身份顶替教职的“赔偿”，这份协议维持了7年之久，在此期间孙存良对于自己的遭遇仍然感到不满，但是由于压力太大，他选择沉默，不再向上级部门进行举报。

 

真正翻转是2017年。这一年，南纪成用孙存良的身份证，去冒领退休金。这把火彻底烧到了孙存良头上，他铁了心地决定要再举报一次，最后真的让南纪成被教体局取消所有退休待遇。公安机关对于冒名的行为作出了罚款处罚，但罚款金额仅为一千元，在经历长达两年的时间并且损失巨大情况下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孙存良多次维权都没有成功，并没有停止，依然继续利用媒体来寻求帮助。央广网、澎湃新闻以及观察者网上都有关于他的报道，引起公众的热议。2018年，他把县教育局告到法院，想用法律来讨个说法，可是当地法院没同意他的诉讼请求，说“证据不足”。更让他心痛的是他自己的养老保险因为系统中存在着两个“孙存良”被冻结了，生活也更加困苦。

 

事情到了2021年取得阶段性成果，在镇里多番努力和孙存良的多次上访之后，经由镇政府调解，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他获得了六拾万的赔偿金，其中有一项是十万精神损害抚慰金、五拾万元的生活补助款。和超生无关的赔偿，并没有触及到问题核心。孙存良所要求的那张正式文件用来证明1992年自己并没有被学校正式开除，也依旧没有得到回复。他想要的道歉，也是没有消息。

22年来的苦难岁月，给孙存良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他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教书生涯，失去了一笔正常的收入，而且，因为程序上的缺失，他被冒名顶替了几十年。这是一起个人遭遇，但同时也暴露出当时制度上的破绽。口头通知的方式给了冒名顶替者可乘之机，缺少正式手续则使得公民合法权益无所依傍。

 

孙存良的经历让我们体会到所谓补偿其实更像是一场警示。程序正义就是保护普通人的最后一道屏障，所有的决定与处罚都必须要有正式文件、盖章及明确的手续支撑，否则的话，个人很容易就成了受害者。因此这件事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维权意识的重要性，不管事情大小都应当留有证据，记载在案，为日后可能出现的权益争议留下最有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