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奖正通过诺贝尔基金会官方数字平台陆续揭晓。至北京时间10月8日，日本免疫学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和化学家北川进（Susumu Kitagawa）分别获得本年度诺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化学奖。2002年至2025年10月8日，日本（含美籍日裔）已经获得22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

诺贝尔奖代表了颁奖学科领域世界最高学术成就，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获奖数量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获奖得主所属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实力。正因为此，具有远见的政府高度重视对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与支持，并视本国科学家得奖为莫大的荣耀。2001年，日本小泉内阁在《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年）》中首次明确提出：“未来50年内培养30名诺贝尔奖得主”，意在提升日本基础科研实力。经过努力，日本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21世纪日本诺贝尔奖得主数量超过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近年来我国对科研包括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大幅增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及最新数据，全球基础科研投入排名中，‌中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超过排名第三的日本。但我国获得诺奖数量与投入不相匹配，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获得自然科学类诺奖的仅有屠呦呦一人。虽然投入和产出存在时间差，以诺奖为最高水平的基础科学领域科研成果获奖相对于投入有滞后性，但毋庸讳言，我国科研投入主体与方向、资金使用和人才与成果评价评选机制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果不能切实纠正，势必影响科研成果与科研人才的发掘与培养。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权力本位严重。科研立项、科研成果的评价、科研人员的切身利益与地位等往往和权力捆绑。在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教学科研人员如果没有行政权力及背景，往往难以获得项目立项与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行政部门领导如果没有学术背景与职称，又难以在行政领导岗位立足，更遑论升迁。这种导向机制不利于真正热心于科研的人安心科研工作，也严重影响科研资金的投入效益。学而优则仕的用人导向。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科研人员，无论是诺奖得主还是科学院院士，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科研，除了获奖奖金，其待遇基本上不变。政府不会让他们扬短避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也不会给他们享受行政级别待遇。中国则不同。权力本位观念和用人思路下，为了体现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往往安排两院院士或者有较高学术成就与地位的人担任行政领导，给他们享受特定行政级别待遇。据统计，截至2025年10月，“全国至少78所高校的校长为两院院士，其中30所985高校（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由院士担任，另有27所＇双非＇院校由院士执掌‌”。“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实现党委书记和校长均为院士的＇双院士＇配置‌。”“近三年北大院士担任行政职务的比例已从18%攀升至37%。”“学而优则仕”的用人导向见仁见智，但对科研人才的浪费则是不争的事实。权力本位下“赢者通吃”的机制不利于科研工作。现实中，科研立项、资金分配、项目结题、成果评审等各个环节与权力和利益深度挂钩。利益驱动下，科研人员往往热衷于拉关系、攀附权贵，或从事行政工作。“做学问”被“跑学问”代替。拥有行政权力，就意味着更容易获得学术地位和“成果”，名利双收。近年查处的高校贪官，大多头顶各种学术光环。由于立项、结题和成果评审大多数都是圈子里的人，真正做科研的人很难得到资金支持，大量科研经费并未真正用于科研，而是被挥霍挪用甚至被贪污。而那些真正潜心科研并取得高水平成果的人往往无缘院士评选和高职称评定。屠呦呦十年前就获得诺奖，从未申请却被美国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但至今仍然连中国两院院士都不是。破解权力本位对科研工作的负面影响，关键在于更新科研和人才观念，改革用人机制，切断行政权力与科研立项、结题、评审以及院士评选之间的利益链条。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首先取消行政科研“双肩挑”的做法。凡是当官者一律不得再从事科研及相关工作，做科研的就不得担任行政职务。看似简单粗暴，但符合科研和管理规律，也是世界发达国家通行做法。